李孝忠 (新加坡长老大会社区发展事工顾问)
2020年 11月
人们对 COVID-19 的恐惧心理引致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之间的隔阂和敌对，需要爱的力量来缝合。
世纪瘟疫新冠病毒「COVID-19」所造成全球性的灾难，已有上千万人受感染，超过50万人不幸死亡，且数目不断攀升。 台湾在这波疫情中，虽是少数防疫表现较佳的国家，但家庭、社会、文化死角的问题却因而显露出来，例如：移工的人道权益、家庭暴力、对医疗人员、染病者与隔离者的歧视现象和排外主义、仇中心态。 此外，政府和社会在防疫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是否会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 人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热情是否受影响？ 家庭成员的互动或亲密度是否减弱？
「防疫新生活」推行后的社会将呈现何种面貌？ 国境管制的政策是否会削弱国人的世界观和竞争力？ 以上这些议题是台湾社会与整个地球社区的共同课题，需要一起审慎面对，并找出因应之道。
新加坡教会的挑战与回应
和其他宗教团体一样，基督教会在这波疫情中也受到影响。笔者自今年3月派驻新加坡长老大会（以下简称PCS）担任宣教师， 这段期间经历本地政府最严格的阻断器（circuit breaker）隔离措施，包括安全距离、强制戴口罩、实名制管理、居家工作。 此外，除了民生用品行业（超商、市场），其他非必要的商家均关闭；所有公共场所、教堂、寺庙也都停止实体活动。 本地教会如何因应这种 “类封城” 的挑战？如何借着信仰之力化危机为转机？如何继续教会的见证使命？在后疫情时代， 教会的 “超前部署” 行动与神学反思为何？笔者将作概略式陈述，以供台湾教会作参考。
1. 地方教会──数字化
教会最直接的影响是实体礼拜全面停止。依照政府规定，教会礼拜聚集人数不得超过二人，教牧关怀、团契交流等活动受到极大的影响;其次是社区事工（尤其是老人关怀）全面停顿。面对这些挑战，教会不得不采用「数字科技化」（digitalization）：视频礼拜、计算机录制影片、线上聚会、视讯关怀等事工型态，取代传统牧养方式。 其中硬件设备设置、操作技巧训练和信仰内涵软件的设计等工程相当繁复，但都秉持「做中学」的原则逐步推行，教会牧师和长执同工渐渐能上手操作。 有一间地方堂会自3月起，发动青年教导长辈学习用手机线上购物、点餐、礼拜，并由教会补助部份上网费用;此外还鼓励长辈的儿孙或训练约雇的照护客工，协助长辈运用3C产品参加教会和社区活动。 这种前置性事工果然发挥极大关怀功能，该教会目前正筹划将此服务推及社区老人，特别是独居、弱势者。
即使无法团契交谊，也有牧者开设线上信仰课程，与青年会友有较深度的知性论坛或小组聚会;笔者自6月份起也受邀主持三个持续性的「信仰价值观」和「处境的事工」小组讨论会。由此可见，教会青年对神学、信仰议题有高度兴趣和需求。
2. 苦难中的见证
多数教会所推行的社区事工都被迫停摆。例如：乐龄关怀、青少年安置、家庭服务工作都受到影响。然而，危机亦是转机，新加坡长老会所属的三间堂会，受政府邀请加入关怀街友的工作。受到疫情影响，街友人数遽增，三间教会遂开放暂时闲置的教堂空间接纳短期性街友暂住。 其中一位牧师形容这是一种相互建立的事工，弱势者的需要得到满足，基督徒也学习「做门徒」的功课。 边境封锁的期间内，许多马来西亚新山地区通勤到新加坡的「客工」，选择留在新加坡继续谋生，却也因此无家可归，幸好本地教会也开放营地和宿舍接待这些机车通勤族群。 这些都是基督徒社群在瘟疫灾难中的好见证。
3. 大会的事工──在地化
除了地方教会的事工转化之外，PCS大会也启动组织功能的更新行动。防疫期间，大会同工精确地掌握公部门的措施法令，并迅速传递给地方堂会;不只提供信息，还成为共享资源的平台，例如：募集经费纾解尼泊尔教牧濒临断炊的生活困境;分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捐助的医疗物资给地方教会和机构。 此外，还组织「新常态研讨」小组，邀请地方堂会牧长分享教会的疫情因应之道，并研讨「后疫情时代」的事工方向。 在小组研讨过程中，多数牧者均提到神学反思的必要性，包括「教会观」、「终末论」、「宣教使命」、「圣礼神学」、「本土神学发展」等议题，崭露疫情冲击下带给教会更新的「契机」。 大致而言，这波疫情促进PCS大会与地方教会关系连结，也促成各堂会牧者彼此交流牧养经验和神学理念。
新加坡教会因着政府较严格的防疫措施，被动的转型、并采用现代数字科技设备和技术，以因应各种挑战;同时还启动信仰论坛，反思探讨后疫情时代的对策，这些经验或许可作为普世肢体的参考。
基督信仰的反思和行动
在疫情的冲击当下，社会关注的焦点多集中在医学、科技、经济和政治的议题。然而，就基督信仰而言，神学的反思和实践是促成教会在逆境中仍能见证上帝的爱和拯救的关键。
1. 面对灾难
人类对灾难的态度经常是既恐惧又敬畏的，COVID-19 也不例外。有些基督徒在面对灾难时往往会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 甚至是归咎于人的 ‘罪’ 和上帝的 ‘谴责’ 或 ‘审判’。前者固然是人类要反思的课题──有错要改；但后者应尊重上帝的主权，人不宜妄加臆测。 上帝若是爱，苦难的发生可能是提醒世人要翻转心智和生活方式，以维持受造界的持续性经营之道； 教会可能要更关注上帝在此时要我们「做什么」来见证基督之爱。
台湾在这波防疫的表现堪称世界模范生，不但能有效抑止病毒的蔓延，还能启发警报、分享防疫策略和医疗资源。国内防疫专家分析， 能有这种表现是得力于2003年对抗SARS的痛苦历程。换言之，是从苦难中挣扎、学习而来的经验和成果； 是一种死而复生的过程──也就是基督信仰核心，从十字架到复活的神学典范。所以，面对灾难，坚定信心，终必练就坚韧的生命力。
2. 「全球化」的新变量
长久以来南、北神学工作者对全球化议题看法歧异。南方较贫困区域的学者认为全球化会增强西方殖民统治的力量； 北方学者则看它是一种必然的倾向，有助于人类的经济和科技发展。这次瘟疫却带来新的变量：地球村的交通系统促成病毒蔓延，导致上千万人受染； 而数字科技却又成为维持社会运作的工具。「全球化」的主旨是什么？普世（合一）运动与全球化运动有何差别？「全球化」会不会是另一个「巴别塔」的建造工程？ 病毒、细菌和其他受造物在全球化运动中的角色又是如何？这次的疫情也衍生各种种族歧视、排外主义、贫富对立、移工权益等问题， 这些问题也正逐渐撕裂人类的社群。教会自诩为和平的使者，要如何因应和面对上述这些问题？
3. POST COVID-19──「仁爱运动」
Karen Armstrong 把「仁爱」（compassion）视为减轻人类苦难的良方，积极推行「仁爱宪章」。仁爱是一种慈悲心，一种同理、同情的实践行动。圣经中常把它翻译成「怜悯」，希伯来文则有「子宫」的涵义，是孕育、保护生命之处。 「仁爱运动」是对所有人类和受造物的关怀行动：当苦难临到世界时，所有人都无法置身度外，因我们是世界共同体的一部份。 对基督徒而言，这就是「耶稣运动」或称「上帝国运动」──上帝家庭（普世）的合一和拯救行动。 人们对 COVID-19 的恐惧心理引致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之间的隔阂和敌对，需要爱的力量来缝合。耶稣「牺牲之爱」的典范是教会要遵行的模式，无论是本地社区的苦难或普世社群的需求，都是基督徒的使命也是全体人类的责任。 面对后疫情时代，让我们从实践「仁爱」的基本诫命，也是耶稣天国比喻的教导：「我郑重地告诉你们，既然你们为我的跟从者中最微小的一人做，就是为我做！」 （太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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